關於「我是誰？」的哲學思考

　　「我是誰？」是本課程主要的問題意識，並透過組成讀書會讓週遭的人意識到這問題的重要，讀書會的精神不在於「告訴」學員他是誰，而是透過閱讀，「啟發」學員願意思考這個問題，並有能力自己回應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「自我」是被動地被建構出來的，本能欲求、黨國教育、傳統包袱……等，只能助長奴隸意志，人被訓練得不具主體性，如同一隻駱駝，只要聽話的往前走，即可換到活下去的每一餐，這樣的生命，雖不能說沒有活過，但也只是物理性的活著，被安全感所迷惑的人，多選擇因循苟且，「安逸」，這助長了奴隸意志，把自己的意志交給主人行使，這性格也蒙蔽了人的自我認識。「自我意識」的覺醒可能嗎？對笛卡兒來說，「我思」的那一刻的來臨即是可能了，對康德來說，人願意用自己的理智，從蒙昧無知的狀態中出走，當人有此意願的時候，人就能宣告自己是自由的，擁有這個層次的自由，雖只是自我認識的一小步，但卻是生命的一大步，因為每個人在此同時，才讓自己思考生命的意義變得有可能，也才可能為自己負起責任。這是第一步，即「我思」決定了「我的存在」是有意義的。理性主義足以回應「人是什麼？」這問題了嗎？笛卡兒也讓人陷入了獨我論與心物二元論，康德的道德哲學也讓生命作為現實存在的人，只是冷冰冰的「純粹理性」，以「思想」決定「存在」的思維仍要被超越，這時「場所哲學」提出了適當的回應。「春花、夏蟬、秋楓、冬雪」，說明了「直觀」下的「物」、「自我」以及「自我認識」，所形成的純粹經驗，才是唯一的真實，「我思」的自覺，超個到「直覺式」的自我認識，這時並非由「我思」來決定「我在」，而是「我在」與「我思」同時發生，「我思」在「我在」的場所進行著，「我思」也同時可決定如何創造「我在」的場所，「我思」與「我在」互為主體，相互含攝。

　　在這個意義下，回答「我是誰？」時，「我是台灣人」就不是民族主義的意義，因為它不是排外的情結結果下的答案，「我是台灣人」也不只是地域上的意義，因為從世界地圖認識這裡的住民，不能只是地理上的認識，「我是台灣人」在純粹經驗的自我認識中，不可避免地必須在「台灣」這個概念下進行，即便是「中國人」，在這裏思考「我是誰？」，不可能不在「我在」的條件下進行，因為當人存在於此，「我在」與「我思」的關係就不可能切割。「我思」，允許個人的主觀意見，同時也要求每個人嚴格檢視自己的意見，來自中國的文化、歷史與價值必須被正視，但對它的認識乃基於純粹經驗的感受，而不只是理性的計算，或道德上的應然，這是個「人與人」、「人與物」、以及「物與物」所在的場所，因此「我思」就不可能是「獨我論」，自己的意識不會是唯一的，都必須在「場所」的各層意義中，包括「空間」、「時間」、「哲學」與「自覺」等各種意義的範疇中相互作用，矛盾、對立是必然的，更重要的是意識的活動會交融並統一，這是「台灣人」的哲學內涵，用政治語言表達，就是「台灣共識」，在法律層次上，就是「台灣憲法」。從「場所哲學」來思考台灣問題，把「我是誰？」、「人是什麼？」的問題，與「什麼是台灣？」、「台灣人的內涵？」巧妙地結合在一起。

　　從這裏反省，可以說「場所哲學」，讓我們看到台灣長期被剝奪與壓制的現實，可謂身為台灣人的悲哀。另一方面，在台灣這個在時空意義下的「場所」，「現在」又是每個人生命獨一無二的真實，當自覺發生了，身為人就有行動的使命，實踐個人自身價值，脫離不了與台灣、台灣人發生關係，「人是什麼？」「我是誰？」只要不停止追問，答案，就在行動中，也讓身為台灣人的幸福成為可能。